世界经济将长期低迷，“三低三高”趋势将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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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2021年8月30-31日，以“多边主义2.0版”为主题的某重要国际论坛专家会议在线召开。世界领袖联盟主席、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·图尔克、比利时前总理Yves Leterme、塞内加尔前总理Aminata Toure等多位政要发言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受邀参会，并做了世界经济走向的主旨发言。相关内容2021年9月1日发表于中国网。现将现场发言视频以及中文译文的整理稿梳理如下：

视频时长约7分44秒，以下为发言实录：

感谢邀请，通过网络上见到许多老朋友。比如像图尔克总统等许多国际朋友，已超过2年没有见面了，非常想念。不过，我估计，疫情下这种隔离式的国际交往，可能还会持续更长时间，与此同时，全球经济将处于长期低迷中。

有人会说，2021年以来，世界经济已明显摆脱“至暗时刻”。从数字看，或许是对的。根据多数机构预计，2021年世界经济增长约5%，其中中国约8.5%、美国约7%、欧元区约5%、英国约7%、新兴经济体约6%，从增长数据上看，已相当不错了。但不要忘记，这只是相比于2020年而言的。2020年世界经济萎缩4.7%-5%，这就意味着2021年很有可能无法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。

在我看来，在可预见的将来，2022、2023、2024年或许更长时间，世界经济都会处于令人担心的低迷期。我将其称为“三低、三高”。

“低增长”：由于世界经济动能的普遍缺乏，科技创新的滞后，发达经济体的老龄化程度严重，新兴经济体的潜力也不足，世界经济会处在长期的低增长中。中国还算是世界各国经济增长较为乐观的，但在未来10年，普遍预测中国经济增长只能保持5%左右。全球的下一代年轻人似乎从小就享受了物质充沛带来的快感，在消费上往往采取“躺平”的状态。在未来，保持1%或2%以下经济增长的国家会越来越多。除非出现大增长点，否则很难看到投资、贸易、消费领域出现爆炸式增长的动能。21世纪初，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在4%- 4.5%之间，那样的时代恐怕很难回去了。

“低就业”：根据联合国报告，2020年，全球损失约2.55亿个全职工作岗位，极端贫困率从2019年的8.4%升至9.5%，饥饿人口数量可能增加8300万到1.32亿。2021年就业率上升，但多数是半就业、临时性就业。新冠疫情一年半后，一些国家的社会已逐渐适应，航空、旅游、娱乐、体育等行业看上去在复苏，但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无法恢复到21世纪初繁荣时代。“低就业”实际上考验着消费至上的现代经济学，但中低收入者增加而导致消费增长乏力、高收入者人群消费总额相对达到谷点，此时，需要十分警惕一些极端主义者所说的“战争创造消费”的邪说。我们还需要担心，联合国2030可持续目标（包括全面消除人类贫困等）恐怕无法实现了。

“低收益”：全球2020年负收益国债总额已高达18万亿美元。尽管美国十年期国债2021年已转负为正，但由于通胀率的影响，仍是实际负收益。地缘政治风险、竞争性货币贬值与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，也在助推世界经济低收益状态。欧美经济的低收益率同样影响着中国。近年来，中国理财产品竞相取消保本收益承诺，无风险收益率也在不断下降，从五年前普遍5%以上到现在的普遍3.5%左右。在中国，一些投资者常常提醒，承诺10%的收益率都是骗子。这话有一种道路。可以预测，迎来世界经济的“低欲期时代”。

线上会议现场

除了“三低”，还有“三高”：

“高风险”：目前新冠疫情并没有过去，欧美国家的感染人数已经进入第四波。但一些国家已经完全开放了。欧美国家倾向于认为，新流行的德尔塔病毒传染性高，但致死率低，已逐渐将其“流感化”来处理。但在中国人看来，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仍将长期存在。在疫苗与病毒解析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突破之前，全球疫情警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不能解除。这种“清零”政策受到了欧美国家一些媒体的批评。我将其视为“西方的焦躁”。这种焦躁很容易带动下一波的民粹主义、极端主义、恐怖主义，世界经济的风险也将远远高于过去，比如地缘风险、粮食风险、债务风险、金融风险、能源风险、气候风险等等。

“高通胀”：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，美国“救股市而不救生命”，大量采取量化的刺激政策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膨胀了近一倍。M2（广义货币量）增长了5万多亿美元，M1（狭义货币量）更是增加了43%。对内，这导致了通货膨胀，通胀率一直保持在4%甚至5%以上；对外，则助推了世界经济风险，输出通胀，导致了不少国家金融市场的动荡。美国目前的股市看似红火，但越来越多分析者认为，这是越筑越高的“堰塞湖”，一场比2008年严重数倍的金融大海啸正要袭来。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中国对通胀率、金融风险都保持着高度警惕的原因。

“高债务”：目前美国债务已达约30万亿美元。寅吃卯粮，100年来美国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不断上升，目前已约150%，欧洲、日本、新兴国家都同样如此，通过“吃老本”与“透支未来”为现在的支出埋单。国家债务率高企，企业债务也在上升，据统计，疫情期以来，企业破产数量与金额增长了30%以上。在家庭债务方面，各国“金丝雀”式家庭比例不断攀升，全球中产阶级的实际数量不断萎缩，家庭幸福感下降，导致少子化、极端化、低欲望等诸多现象，变相又助推世界经济低增长的长期低迷现象。在中国，当下正在进行一场去杠杆、去空心化的残酷经济斗争，一些大企业会清理，一些看似风光的人物会倒台，这些都可以理解为中国追求高质量发展、避免高债务陷阱的努力。

总之，我对全球经济的未来充满着忧虑。当然，审慎的乐观与信心还是有的。那就是全球大合作。现在全球急切需要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出现大领袖、大国家、大战略，带领人类走出自从2008年以来持续下坠的发展态势，新冠疫情可以视为百年来人类发展事业的一次谷底。

人类首先需要紧密的抗疫合作，尤其是像中美这样的大国需要合作起来，尽快让这场疫情危机过去。其次就是创新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。创新才能降低成本，产生新的需求，经济增长还会出现新的未来。最后是发展，帮助全球当下的10亿人脱贫，帮助世界仍有超过60亿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改善，而不是围绕着10亿发达国家人口转，世界经济才会有新的希望，也是今天我们讨论的多边主义未来的希望。

时间有限，我就先讲这些。再次感谢邀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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